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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打開了中國進步的閘門
陳奎元
100年前,公元1911年10月10日,革命團體文學社、共進會領導新軍在武昌舉行起義,數日之內起義風潮迅速席卷各地,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油盡燈枯的清王朝應聲倒地。這一年是中國紀元的辛亥年,這一次革命被稱作辛亥革命。
一、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次偉大革命
自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開創(chuàng)以皇權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度,2000多年間,中國的封建社會跌宕起伏,歷經多次國勢興衰、朝代更迭。明朝崇禎九年(1636年),后金可汗皇太極在沈陽改國號為清,自稱大清皇帝。1644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推翻明王朝,清軍乘機攻入北京,統(tǒng)一全國,成為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先后平定了各地的武裝反抗,收復了臺灣,對蒙、藏等邊疆和少數民族居住區(qū)建立起牢固的統(tǒng)治,奠定了中國疆域的版圖,成為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強大國家。經過“康雍乾盛世”,歌舞升平的大清王朝開始由頂峰向下滑落。乾隆后期正值法國大革命和北美獨立戰(zhàn)爭取得勝利的時期,歐洲、美國的資本主義發(fā)展已經熱火朝天。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工業(yè)革命正在歐洲如火如荼,機器大生產取代工場手工業(yè),資本主義步入了快速發(fā)展的時期。關門當皇帝的清朝廷對世界的大發(fā)展大變化卻懵然無知,夜郎自大,被阻隔在世界進步的洪流之外。
1840年,英國發(fā)動鴉片戰(zhàn)爭,率先挑起侵略中國的戰(zhàn)爭,緊接著,法、美、俄、德、日、意、奧等國爭先恐后瘋狂地瓜分中國。由于帝國主義的殘酷壓迫和清王朝的極端腐朽,中國政治黑暗,經濟凋敝,社會殘破,民不聊生。“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擁有數千年古老文明、曾經雄踞東方、睥睨世界的“泱泱大國”,悲慘地淪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在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之際,上至統(tǒng)治階級中愛國的大臣、將領如林則徐、鄧廷楨等人,下至社會底層的知識分子和勞動大眾都開始尋找救亡圖強的辦法。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農民戰(zhàn)爭的失敗,表明以農民為主的舊式的農民戰(zhàn)爭推不倒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聯(lián)合統(tǒng)治。戊戌維新運動和甲午戰(zhàn)爭的一敗涂地,說明以維護清朝封建統(tǒng)治為目的的改良主義和洋務運動根本救不了中國。這時,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登上中國的歷史舞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杰出代表——孫中山先生把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即“三民主義”作為革命綱領,創(chuàng)辦民報,組織政黨,鍥而不舍地先后發(fā)動了10次武裝起義,傳播了革命的思想,造成了革命的氣氛,激發(fā)了革命志士推翻大清王朝的勇氣和信心。這是辛亥革命發(fā)生并一舉推翻封建專制制度的重要原因和前提。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孫中山先生說辛亥革命“做成了兩件很大的事:一件是把滿清兩百多年的政府完全推翻;一件是把中國數千年的專制國體根本改變。”(《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6頁)與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農民大起義和改朝換代的戰(zhàn)爭相比較,辛亥革命的斗爭場景并不是特別的壯觀與慘烈,但它的歷史地位與意義卻不同尋常。辛亥革命的目標不只是推翻一個封建王朝,而是一次試圖向封建專制制度發(fā)起攻擊、用先進社會制度取代落后社會制度的“革命”。中國封建社會的歷次農民起義、民族戰(zhàn)爭基本上都是中國本土階級斗爭的反映,而辛亥革命是中國頭一次受到世界潮流影響的革命。從此以后,中國的生存與發(fā)展,就不再是脫離世界環(huán)境的單獨行動。
辛亥革命推倒了清王朝,宣布建立民國,推舉孫中山擔任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表面上看似乎取得了成功,但實際上由于多種原因,最終歸于失敗。孫中山迫于帝國主義、北洋軍閥、宣布獨立的各省立憲派的壓力,特別是國民黨內部主張議會道路一派人的壓力,于1912年2月13日提出辭職,提名袁世凱繼任,此時距他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還不到一個半月。
袁世凱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政治代表,他在取得大總統(tǒng)權位以后,廢除中華民國的臨時約法,基本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他冒天下之大不韙,于1915年12月12日厚顏無恥地宣布接受推戴,當皇帝。袁世凱逆歷史潮流而動,在全國一派反對聲中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不久即黯然死去,留下千古罵名。毛澤東曾經說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tǒng)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和臨時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個《臨時約法》。辛亥革命以后,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6頁)
辛亥革命以后,中國大部分地區(qū)陷于軍閥的戰(zhàn)亂,一部分邊疆地區(qū)失控,民族分裂主義勢力趁機興風作浪,沿海、沿邊許多地方被帝國主義侵占,民族危亡的局面沒有絲毫緩解。孫中山對辛亥革命的失敗痛心疾首,他痛陳辛亥革命“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4頁)他指出,北洋軍閥主宰的中華民國是假民國,只有民主之名而無民主之實。
盡管如此,辛亥革命畢竟推倒了封建皇朝,促進了民族的覺醒,使民主共和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形成了“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的普遍共識,它的歷史功績永載史冊。胡錦濤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統(tǒng)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對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具有重大意義,但也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敗,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提供了經驗教訓。
二、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開辟了解放思想的新局面
辛亥革命過后,民族危在旦夕、國家山河破碎、民眾苦不聊生,日甚一日,有加無已。為了尋找國家的出路,各種思潮蜂擁而起,紛紛亮相。改良主義、立憲派在辛亥革命前后曾經發(fā)生過很大影響,但由于本質是維護封建制度,隨著革命的進展,其主張自然被淘汰出局,改良主義的領袖人物梁啟超、張謇等人在革命分子和人民大眾中的影響力也迅速黯淡下去。在風起云涌的追求變革的浪潮中,新文化運動當之無愧地成為思想革命的主流。新文化運動以1915年9月陳獨秀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后改為《新青年》)為起點,并以此為主要陣地。陳獨秀、李大釗、吳虞、魯迅等人猛烈地抨擊尊孔讀經,堅決反對封建統(tǒng)治階級麻醉人民的綱常倫理,揭露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陳獨秀響亮地提出“民主”和“科學”的口號,大聲疾呼反對舊文化、舊道德,喚起民族覺醒,追求民族的解放與進步。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認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中國社會要適應現代社會就必須廢除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緊接著,陳獨秀在《新青年》2月號發(fā)表《文學革命論》,提出以“三大主義”作為文學革命的“征戰(zhàn)目標”,從內容到形式對封建舊文學持批判否定的態(tài)度,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發(fā)起強大的挑戰(zhàn)。在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等人的大力倡導和推動下,新文學革命形成了蔚為壯觀的浩蕩氣勢。毛澤東贊揚新文化運動“舉起文學革命的兩大旗幟”: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新文化運動有力地促進了思想解放和民族覺醒,成為辛亥革命以后中國發(fā)展進步的時代主流。
1919年5月4日,發(fā)生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五四愛國運動。五四運動是徹底地、毫不妥協(xié)地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運動。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勝國召開巴黎和會,一些中國人以為這是一次伸張正義的會議,幻想著中國作為戰(zhàn)勝國一方,能夠獲得公正的待遇。但是,被英、法、美、日、意5個帝國主義列強操縱的“巴黎和會”拒絕中國代表團的正義要求,沒有給中國一點公道,也沒有給予中國一點自主和尊嚴,不要說他們自己不肯放棄在中國攫取的各種利益和特權,就連戰(zhàn)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割占的土地和殖民地特權,也被日本所攘奪。巴黎和會成為帝國主義戰(zhàn)勝國分配贓物和由他們重新分配主宰世界權力的會議。中國知識分子和社會各界原來對西方鼓吹的公平、正義、民主所抱有的幻想,一下子被擊得粉碎。在法國的中國留學生率先行動起來,敦促中國參加和會的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5月4日,以北京大學為首的北京學生首先走上街頭,打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標語,抗議帝國主義列強欺凌中國,聲討北洋政府屈辱媚外,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
五四運動雖然上距辛亥革命只有8年,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世界歷史進入了新的時代。五四運動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發(fā)生的群眾性反帝愛國運動,已經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中國從五四運動起,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頁)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是辛亥革命失敗以后中國革命知識分子繼續(xù)覺醒、繼續(xù)奮斗的光輝歷程。
毛澤東分析了五四運動的隊伍狀況,指出:五四運動“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革命運動。”(《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700頁)五四運動后,新文化運動的知識界發(fā)生分化,以胡適為代表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崇尚西方思想和社會制度,主張“全盤西化”,他們看不清“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同上,第628頁),依舊要走舊民主主義的道路;另一部分革命的知識分子,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直走在斗爭最前列的李大釗、陳獨秀、李達以及毛澤東、瞿秋白等人則轉變?yōu)轳R克思主義者。《共產黨宣言》等一批馬克思主義著作得到翻譯、發(fā)表和出版,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在各地相繼建立,并開始提出知識分子應當同勞動者群眾相結合的思想。
五四運動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個分水嶺,此前的革命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此后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五四運動發(fā)生后,受愛國學生運動的感召,隨即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的工人罷工、商人罷市,罷工浪潮擴展到全國20多個省100多個城市,推動學生愛國運動發(fā)展成為全國性的革命運動。五四運動的影響極為深遠,它有力地喚起了中華民族的愛國熱情,標志著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tài)登上政治舞臺,為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立準備了思想條件和干部條件。
三、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實現獨立和復興的正確道路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中華民國,新建立的國家制度完全仿效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模式,建立兩院制議會、選舉大總統(tǒng)、組織政黨內閣、實行議會政治等全套西方政治體制。有些人以為做到這一步,民主革命便算成功了,有的人熱心于當議員,有的人陶醉于當將軍,有的人提出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口號,瓦解了國民黨的組織,迫使孫中山另行組織中華革命黨。后來的實踐表明,把西方的社會政治制度移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完全沒有效力,帝國主義決不會允許中國獨立,封建勢力也決不會讓人民自由,新老獨裁者決不會給各種政黨民主的機會。民主、共和的招牌只是每一個得勢的軍閥裝潢門面的政治把戲,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沒有任何出路,根本行不通。
俄國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進入了新的時代。此前,資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代表,在反對封建主義的革命中居于領導地位。此后,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作為維護現行秩序的統(tǒng)治階級,已經不具備革命領導階級的性質,其理論也喪失了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銳意追求科學真理、追求平等權利、朝氣蓬勃的戰(zhàn)斗精神。資產階級領導革命的歷史已成為明日黃花。中國的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是革命的對象,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發(fā)育不良,具有反抗內外壓迫的革命性與對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妥協(xié)的雙重性格,無力領導中國完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這已為歷史所證明。中國實現獨立和民主,只能走工人階級及其政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道路。
五四運動以后,中國一部分革命知識分子掀起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高潮,開始創(chuàng)建共產主義組織。李大釗在北京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陳獨秀在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形成被后人稱作“南陳北李”兩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1921年,中國共產黨正式誕生。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擔當起新民主主義革命領導力量的重任。新民主主義的思想、政治、文化是五四運動的合乎規(guī)律的發(fā)展,是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繼續(xù)革命的正確選擇。
19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共產國際指導下,確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和路線。大會發(fā)布一系列決議案,要求“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要建立一條民主主義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進行反對封建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壓迫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提出了革命要分兩步走的思想,提出中國共產黨要“聯(lián)合全國革新黨派,組織民主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以掃清封建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建設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家為職志。”(《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3、66頁)同時又指出黨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同上,第115頁)這就明確地區(qū)分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是反帝反封建,建立民主共和國,這本來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與孫中山先生主張的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是一致的,因此,國共兩黨有了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礎。
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的意見,同意加入以孫中山先生為領袖的中國國民黨,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是國共合作的典范,中國共產黨人的英勇奮斗以及中共發(fā)動工農大眾造成的革命形勢,對于北伐戰(zhàn)爭的勝利、推進民族獨立和國家統(tǒng)一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后來由于國民黨右派勢力和新軍閥破壞國共合作,采取剿殺共產黨的反動政策,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被扼殺。“從此以后,內戰(zhàn)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1036頁)中國共產黨在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土地革命戰(zhàn)爭及從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戰(zhàn)爭期間,排除黨內“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干擾,堅持新民主主義的思想和路線,終于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lián)合政府》等著作,是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認識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目標、階級力量、戰(zhàn)略策略的光輝文獻,是指導中國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重要指南。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勝利完成了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在這一時期進行的土地改革和沒收官僚資產階級的資產歸國有,則標志著反對封建和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任務也宣告完成。100多年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終于被徹底推倒,由辛亥革命開啟的民主革命取得徹底勝利。
回顧中國近代歷史,人們不難看到,中國由封建社會轉向半封建社會是鴉片戰(zhàn)爭以后逐漸演進的。清朝末期,改良主義曾經大行其道,清朝廷辦洋務、興實業(yè)、廢科舉,改變滿洲皇家和貴族壟斷朝政的狀況,任用并支持一批主張學習西方“長技”的滿漢大臣實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辛亥革命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頂峰。但是,辛亥革命的失敗,充分說明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不能解決中國當時的內外矛盾,沒有力量打破封建軍閥及其支持者帝國主義的壓迫,因而不可能解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革命問題,不可能完成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這段歷史鮮明地揭示出一個至關重要、至為深刻的道理——資本主義救不了中國。
資產階級革命的偉大領袖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失敗后,毫不氣餒,繼續(xù)順應時代潮流走革命的道路。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孫中山十分感慨,他多次在講話和文章中贊賞俄國革命比中國的辛亥革命晚了6年,卻能先于中國而一舉成功。他認為俄國革命的成功在于俄國有一個在列寧領導下的有遠大理想的政黨,在于這個黨得到了勞農大眾的支持。在不斷總結革命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孫中山提出了新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采取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于1924年1月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國民黨。五四運動以后資產階級革命派發(fā)生分化,孫中山由舊民主主義的革命家轉變?yōu)閾碜o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家,始終走在民主主義革命前列,他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
從辛亥革命到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再由新民主主義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直到社會主義的改革發(fā)展,形成了一條中國百年革命歷史的軌跡。這條軌跡令人由衷地信服:在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fā)展進步的壯闊進程中,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選擇了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不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愧為領導中國人民不斷開創(chuàng)事業(yè)發(fā)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作者系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